［摘要］新中国建立以来，如何从革命转为执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为此，必须深刻理解十六大提出执政为民的历史时代背景，准确领会执政为民的内涵，加强执政为民的能力建设。
［关键词］执政为民执政方式转变
党的十六大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党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把自己定位于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革命胜利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如何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转变问题。“革命为民”也好，“执政为民”也好，在“为民”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为民”讲的是立场问题，只有站在“为民”的立场上，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执政才能获得成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牢记“执政为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政党，才能真正经得起考验。江泽民同志提出“执政为民”，既继承发扬了我们党“革命为民”的优良传统，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赋予“为民”以崭新的内容。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一、“执政为民”提出的历史时代背景
（一）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体制的历史局限性。
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实现的，而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是依据党领导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现行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原形，从整体上讲，是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党并没有因此形成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健全的领导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１、历史定位的影响。由于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有比较强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空想主义色彩，党是以超越实际发展可能的发展目标来确定自己的领导任务，重任务必然呼唤强领导。
２、发展战略的影响。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前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主要不是依据现实的社会运动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制定的，而主要是依据主观意志和理论教条制定的，发展战略的失误使现代化发展陷入曲折和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在许多时候处于“非常状态”，在整个社会失范状态下，经常以“革命”名义采取大规模的泛政治化的运动，采用“非常体制”和“非常形式”来实现领导。如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以及后来的十年“文革”就是这样。在发展的困难无法用发展本身来解决的情况下，过度依靠强化党的作用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３、计划体制的影响。计划体制的确立以及运行，对社会的强组织性都有很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大大强化了党对社会的组织力与整合力，强化了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和机制。
应该说，这三方面影响因素不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强化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是，它们所固定下来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却具有比较强的历史的和体制的局限性。概括来说，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以党的组织网络整合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以党的组织为其核心构建起来的，组织的功能是政、经、社三位一体。在各类各级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是维系和领导单位组织的核心力量，对各单位组织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党的组织网络是社会性的，发展到社会的每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从而将整个社会整合在党的组织网络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党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能有效地将整个社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从而使党的领导意志实现有了很强的组织保证。
第二，以党的领导代行国家行政功能。党作为领导和执政力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党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现代国家制度，从宪法来看，有其独立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体系。但在长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在领导国家、执掌政权的过程中，逐渐地以自己对社会的直接领导代行了国家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功能，这一方面使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膨胀，另一方面使国家的权力和功能逐渐萎缩，同时社会力量不断弱化。在这种循环中，由于党的领导体制实际上无法有效容纳不断膨胀的领导事务，结果，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表面上的扩大并没有增强党的执政有效性，相反，削弱了党的实际领导能力。
第三，党的权力超越国家法律。民主共和国的基础是法治。新中国建立后，制定宪法和一系列重要法律，以构建社会主义的宪政。但由于种种原因，党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初步的，没有真正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结果，党在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运作中，基于“一元化”领导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权力往往超越国家法律，甚至代替国家法律，直接成为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的决定力量。因此，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强调必须以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来改变这种状况，“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二）法治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性挑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方向前进。基于二十世纪的探索和积累，中国现代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将是全面而快速的。目前，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形成了强烈互动关系，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必然使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在未来的发展中朝着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方向迈进，并因此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然而，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却提出了时代性的挑战，其本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中，探索和构建与这个发展形态要求相适应的新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全面协调党与国家、社会的基本关系，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种时代性的挑战，就要求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局以及所提供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出发，全面构建党建新战略，将党的建设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面对挑战，党在新世纪建设和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重新确立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党与国家的关系是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而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党如何动员和整合社会的问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问题。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党领导与执政的核心问题，在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下，目前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因为，现代化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已经极大地动摇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基础。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下，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力量，党、国家和社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一体，党直接控制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后，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以及党政分开，党与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结构就开始因三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松动，但由于传统的体制惯性还比较强，因而，整体的结构并没有因结构松动而发生大的变化。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和社会生活获得了相对的自主和独立，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越出简单的分权与集权的问题，转变为国家如何与日益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建立新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表明，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国家的权力范围、国家的功能定位以及国家的管理方式。国家与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仅动摇了基于党、国家和社会一体而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也对党如何领导国家、领导社会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必须调整执政方式，领导、动员和整合社会的方式。不论是党与国家关系的协调，还是党与社会关系的协调，都同时关系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党的领导如何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如何稳定、有效地健康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所关照的就是在新的世纪党如何有效领导国家与社会，从而既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又能使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执政为民的内涵
认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或者说理解执政为民，首先要搞清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能否正确认识和自觉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其次要搞清楚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和主心骨。但作为执政党，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离开了人民，就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这个公仆就会被辞退，这个代表就会被罢免。作为人民的公仆和代表，党的一切执政活动都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执政为民的本质也就一目了然。共产党执政，就是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应该强调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教育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其实现自身利益的主体角色，团结和带领他们不断实现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共产党执政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大要素，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②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根据我们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该以协调好党与政权、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内容，以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基本目标，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为根本目的。为此，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主体素质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党已经成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的实际出发，全党必须深刻认识这个历史变化带来的崭新课题，实现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认真学习治党治国的本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增强党执政的有效性，除必须加强党自身建设，提高领导水平之外，党还必须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出发，努力在以下几方面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
（１）不断增强执政党的创造力。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八十余年的实践的启示，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创造力的核心就是党能够从时代发展的大局、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现实发展的条件出发，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总方向，并努力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新的制度空间和新的政策保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定是更开放的中国，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融入全球体系，发展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安全性，将日益成为未来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这种发展逻辑决定了党在未来的执政中，必须具有更强的创造力和领导智慧。
（２）不断增强执政党的战略能力。从执政的角度讲，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有三：即资源、体制和战略。在资源和体制相对已定的条件下，战略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战略能力，不仅体现在党具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体现在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从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出发，以广阔的视野和战略的远见，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把握各地方、各单位发展的合理战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局部的战略能力和整体的战略能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在改革的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予以高度重视。
（３）不断增强执政党保证国家协调和集中的能力。中国是一个大国，十三亿的人口，使其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社会执政，执政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一是整体发展的挑战，二是集中统一的挑战。前者的关键是协调，后者的关键在集中，其中协调是集中的基础，而集中是协调的保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这两大挑战会变得更加突出。要应对这两大挑战，除了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和构筑有效的调控体制之外，就是要增强执政党自身的集中和统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执政，执政党自身保持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中和统一是实现长期稳固执政的一大关键。
（４）不断增强执政党联系社会、服务人民的能力。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执政党执政的根本任务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保障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执政党执政是否有效，最终的评判者不是执政党自身，而是广大人民。
第二，从机制、体制和制度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践表明，仅仅从主体素质上去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协调自己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机制、体制和制度建设问题。机制、体制和制度问题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一个系统内部的诸要素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有效的排列组合。在党的执政活动中，党、国家和社会三大要素的排列组合，必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要求。这样，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才能理顺，党的执政能力才会有质的增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６页。
②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