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罗·维利里奥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长期倾力于反思技术的局限性，破解当代社会的技术迷雾。受梅洛·庞蒂的影响，维利里奥广泛考察了技术对人类知觉模式的塑造和变形，试图揭示出影像时代“虚拟取代真实”的人类生存状况。具体到艺术领域，维利里奥则认为当代艺术对技术的过分依赖，使其丧失了反思和批判技术的能力。当代艺术偏爱“表现”胜过“再现”，存在着“反文化”和“反自然，的“去域化”倾向，因此维利里奥倡导重新树立人文主义的美学和伦理的评价标准，以应对当代艺术的“越界”。
关键词：维利里奥；战争；技术批判；艺术批判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6-0068-04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1932)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建筑学家、城市规划者和文化理论家。因为他借用了希腊语词“dormo”(道路／竞速)，新造了一个术语“doromology"(速度学)，来阐释他有关速度和技术的理论，所以他被称之为“速度的传教士”，同时也因为他对技术社会的严厉批判，他被人称为技术悲观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英文版《艺术与恐惧》(art and fear)的译者前言中，维利里奥否认了“悲观主义者”这一标签，他认为：没有悲观主义者，只有现实主义者和说谎者，他自己则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日常生活与技术之间的密不可分可谓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现实。无论是“技术时代”，“信息时代”，抑或“网络时代”等等称谓，都说明了这一时代典型的技术特征。维利里奥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就是在世人为技术革新而欢欣鼓舞的时代氛围中，自觉地担当起揭露技术弊病这一职责的人。维利里奥认为，技术的发明也就是事故(accident)的发明，与轮船一同发明出来的还有“海难”，与汽车一同发明出来的还有“交通事故”，技术的每一次更新和进步背后总是隐藏着灾祸和隐患。只不过在乐观的技术工具理性的面纱之下，我们很少注意到技术的这一面相，维利里奥思想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成为“警醒”的现实主义者。
一、技术阴影：战争婴儿
维利里奥出生于法国巴黎，其童年时期正值二战。战争给他带来的影响，难以磨灭。他经常说，二战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称自己为“战争婴儿”(war baby)。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症像，为他以后反思战争，批判技术，奠定了基础。
维利里奥毕业于一所艺术学校，曾在巴黎与野兽派绘画创始人亨利·马蒂斯一起工作，专攻彩绘玻璃艺术。后来他应召入伍，参加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兵役结束后，他进入索邦大学，跟随梅洛·庞蒂学习现象学，并接受了建筑学的训练。虽然建筑学不是他的主攻方向，但是维利里奥还是成为了一名建筑师。1963年，他与建筑师克劳德，派瑞德(claude Parent)一起创办了建筑原则(ArchitecturePfincipe)团体。这一团体致力于创造新的建筑原则：“倾斜的效应”(the oblique function)。他们认为二战以后。以垂直的正交线为基础法则的建筑风格，不仅严重损坏了城市的风景，而且限制了人们对城市的想象和感知。所以他们要打破这种局限，提倡以“倾斜线”取代“正交线”，创造新的城市格局。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维利里奥成为巴黎建筑学院的老师，并于1973年成为该校研究室主任，他在这所学校作建筑学教授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他在瑞士萨斯费的欧洲研究生院主持一些暑期研讨班。他近期一直在为巴黎的无家可归者而奔走，并策划建立第一个意外事故博物馆。
虽然一直身为建筑学教授，但是维利里奥的思考从来没有局限于空间艺术。他曾经参加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1975年与人合作，在巴黎的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地堡考古学(Bunker Areheolgoie)展览，展出了大量二战时期大西洋墙(Atantie Wall)的文字记录和图片影像。值得一提的是，维利里奥曾以《地堡考古学》(1994年)为名出版了一本专著，通过分析二战时期地堡的架构方式，阐发军事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关系。维利里奥关注的问题领域非常广阔，包括战争和军事策略，电影史，现代媒介和通讯的本质，当代文化和艺术生产的状况等问题。因其开阔的思想领域，他成为许多学科都必不可少的一个参照点。他的著作触及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和战争研究，同时也考察媒介和社会理论、美学、城市化和环保思想。
迄今为止维利里奥已经出版了27本专著和8本访谈录，绝大多数作品都已翻译成英文，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技术在维利里奥的著述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无论是考察战争、政治、建筑还是艺术，他都从技术的角度人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技术如何改变社会的形态，影响历史进程，而且坚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技术媒介对人类知觉方式的塑造。这就使得维利里奥跻身于当代文化批评家的行列，为我们破解后现代的技术幻象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二、影像技术的塑造力：虚拟取代真实
“一个城市，在小孩眼中，就如同阿尔卑斯山一样地永恒，我却看着他在一次轰炸中就被夷为平地。这些创伤经验的事件形塑了我的思想，战争是我的大学。”受幼年时期战争“创伤记忆”的影响。维利里奥的学术生涯很自觉地走上了技术批判之路。
从工具主义的立场出发，技术往往被看作中性的、价值中立的工具，没有固定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然而实际上，技术并非如人们一直所以为的。技术的发明总有一定的目的和预期目标，必须放到广泛的生活世界中考察才能发现技术的隐含目的，如Kaphan所言“生活中处处渗透着技术”，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技术设备和系统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和环境，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所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
维利里奥认为既使静止的山脉和石头不曾发生变化，石头还是那块石头，山还是那座山，但是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却随着历史环境的推移而一直在变化。因此，与不同时代的主导技术相关，真实从来不是简单给予的，它往往是由技术和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发展模式制造出来的。在一篇访谈中。维利里奥曾谈及本雅明对他的影响，他说：“我采纳了本雅明‘机械复制’的观念，不过我与本雅明的关注点不同。他谈论的是摄影影像(photographieimages)的复制，或者相片(photographs)，但是我发现必须思考黑影照片(photogram)，胶片帧画面(film frames)，录像带，这些东西构成了时间的最短片断，而时间片断不再与相片和姿态，乃至快照(snap-shot)相关。”虽然关注的内容不同，但是维利里奥与本雅明一样，志在反思技术的局限，只是缘于主导技术手段之不同，维利里奥将重心转移到电影影像技术。
受梅洛·庞蒂的影响，维利里奥运用知觉现象学的方法，考察技术，反思技术对于身体和知觉的重构和塑造能力。在《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中，维利里奥考察了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电影技术和摄影技术在战争状况下所起到的鼓舞士气的效用。维利里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间接的方式(电影、摄影)注视战场，使得战场上的情形，成为一种“活人扮演的画面”，影像与现实之间故意拉开距离，从而消解了战争中的残酷与牺牲。正是这种情形下，美国的参战，得到了所有爱国人士的支持，因为终于可以从一种影像的虚在《消失的美学》(The Aesthetics0f Disappearance)中，维利里奥继续深化了对于电影的考察，将其提升到美学的层面。在这部著作中，维利里奥开篇就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描述了经常性存在的“失神”(pincolepsie)状态，这种状态是指人的各种感官仍然工作，但是停留于自身，不再对外界开放，人的意识像电源短路一样，既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也不对外发送信息，这样一种“不在场”的体验，维利里奥称之为“暂时性的死亡”，正如Steve Redhead所说“‘失神’在维利里奥的理论词汇中是指一种暂时性的‘死亡’状态或者轻度癫痫的无意识”。正是在这种经常性的“失神”状态中，意识停格，存在着时间间隙和空间间隙，以此为前提，影像技术(比如：电影)才得以介入人类知觉，制造出一种不在场的存在来修复这种短暂的中断，创造出另外一种不在场的真实。从而颠覆了虚拟和真实之间的关系，存在只有经过影像的再现才能被人直接感知，也即是“虚拟取代真实”。人的直接感知从身体上剥离，技术手段、技术媒介成为人感知世界的主要手段，技术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人的存在样态。维利里奥所谓的“消失的美学”主要是指电影艺术，因为电影虽然依靠胶带保存，但是人们无法通过这些介质，直视影视内容。与雕塑和绘画相比，电影并没持续的物质支持。它的图像只存留于光影成像中。如果对于维利里奥来说。艺术是一种媒介，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体现了人类的知觉经验，那么物质性的丢失则很可能导致艺术表达本质的改变，或者如其所说：消失的美学包含着美学消失的可能性。
发表于1997年的《解放的速度》(英译本为《开放的天空》open sky)，维利里奥在总结了早期思想的基础上，再次出发，详细解释了人类存在的“真实感”之所以丧失的前因后果。维利里奥指出，继真实空间的城市化之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真实时间的城市化。“真实时间的城市化首先是这个栖在各个不同的界面上(键盘、显示器、数据手套或服装)的本体的城市化”。本体的城市化也即是身体的城市化，因为装配有各种假器(手机、电脑)，完善的人体不复存在，与装有义肢的残疾的人体一样，人们不得不借助于种种假器，才能在当下社会无障碍地生存。假器已经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的感知方式、世界经验也受到新技术的重新塑造。
一方面，旅行和面对面地沟通不再是人们与外界接触的主要方式，你只需坐在电脑屏幕前，世界就会自动向你敞开，这就造成人与人真实接触的重要性极端地降低，人们对于网络上事物的熟悉程度远比对自己的邻居要熟悉得多。另一方面，继第一条地平线：表面的地平线；第二条地平线：记忆的地平线之后，最后一条地平线：屏幕的方形地平线的出现，揭示了“一种‘遗忘的文明’的前所未闻的可能性的远程通讯的结果，是一个没有未来、没有过去的直接性事物的社会，因为没有空间扩展，没有时间延续，是一个强烈地各处在场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在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当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在远程通讯技术的作用下，都消失了的时候，一切都变成扁平的，人们不再需要回忆和畅想，一切都被虚拟的编造和模拟取代。过去的事物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加以重新组织和整理，活灵活现地展现于当下。未来的事物可以通过模拟想象而提前构想，通过虚拟的技术手段塑造为奇观。当人们依赖于信息流只通过网络而接触世界时，人就处于一种长久的“失神”状态，失去了亲身接触事物，亲身参与事件的机会，这样以来遗忘和记忆都成为多余的，因为根本来说，人就不再存在切身的体验，“虚拟旅行”取代了“长途跋涉”，“仿真”取代“诗性”。在虚拟的世界中，真实失去了参照量，一切都真实地在场，同时一切都是虚构。
技术不仅胁持了人的存在，而且重新建构了人类知觉世界的方式，人们所获得的，只是技术处理之后的信息流，只是虚拟的世界图景。这种恐怖的症候，为我们破解当前社会的技术迷雾所提供的参照是不可或缺的。
三、审判当代艺术：冷血的艺术
维利里奥对于当代艺术的批判主要集中于《艺术与恐惧》(art and fear)。在这部著作中，维利里奥一方面拓展了他在《消失的美学》中的思考，重新评估了欧美当代艺术和二十世纪艺术理论。另一方面，延续了他在《马达的艺术》中对于“机动的艺术”(motorized an)思考，他认为各种新兴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技艺，对艺术的多样性生态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原本存在的各种艺术形式处于边缘或者即将消亡的境地，“出现的美学”被“消失的美学”取代。“再现”被“表现”和“抽象”取代。维利里奥强烈地批判了某些所谓“实验艺术”在当前的主导地位，比如冯-特拉冈的“尸展艺术”，史特拉克的“新媒体艺术”。
从维利里奥的整体思想图景来看。他一直在努力反思技术的消极作用，破解当代社会的技术迷雾，维利里奥将自己定位为“技术艺术”(the art of technology)的批判者，诚如其所言：“当一些人因搞不懂我的立场而询问我时，我这样来回答他们：我是技术艺术的批判者。如果他们仍然不明白，我会说：你看看艺术评论家对传统艺术意味着什么，然后用技术代替传统艺术，这样你就会明白我的立场了。”维利里奥把艺术看作是表达的媒介(amedium of expression]，艺术的首选姿态应当是批判，所以其对于当代新兴的各种艺术多少显示出消极的色彩。
维里利奥批判实验艺术与社会现实“脱节”fdjslocaltion)的现象，努力将艺术与当下状况联系在一起，正如他在《艺术与恐惧》开篇提出的一个问题：“当代艺术，是的，但是它与什么处于同一时代?”对于维利里奥而言。毫无疑问正是速度技术、加速文化和虚拟真实构成了当代艺术的整体背景。如果艺术与新技术密切地接合在一起，随着新技术的发明，而产生种种时新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样式，那么技术对艺术的渗透就是无法避免的，艺术对抗技术的能力，艺术的批判立场也必将丧失。
在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艺术家Eico Baj的一次谈话中，维利里奥说：“如果人们不能将其与战争的恐怖联系在一起的话。人们无法理解立体主义之后直到抽象艺术发生了什么，正是借助于技术、汽油、新型炸弹，战争变得愈发恐怖”。先锋派艺术或者现代艺术打破了传统的“再现艺术”的表达方式，这样做既是针对习以为常的观察、再现世界的方式的批判，亦是对现代社会中持续不断增加的暴力的回应。维利里奥认为现代艺术的发展与战争经验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兴起的达达主义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作品中，对于形式的肢解可以说是与形式(身体、风景和城市风景)的破坏有关，诸种形式的破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力的特征。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力景象催生出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使得传统的“再现”艺术遭受以“抽象”和“表现”为手段的新兴艺术形式的挑战，那么人们对于先锋艺术作品中破碎的肢体的适应，对“身体的扭曲身体形式，所有身体的形式的扭曲”的适应则以此为起点，助长了现代艺术对身体的冷漠和无视。身体的毁灭的普遍性同环境的破坏一道，从奥斯维辛到切尔诺贝利，粉碎了我们的道德和美学支柱，以及我们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能力，它们难道没有成功地从外部使我们失去人性?
维利里奥认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现代艺术对于符号的破坏已经走到极端，它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谋杀的见证，而是以艺术表达的自由为借口对再现手法和艺术家的同情心的毁灭。正如维利里奥研究专家Armitage在导论中敏锐地指出的：与尼采、萨特或者加缪不同，维利里奥声称，他更多地是要研究生活的变化和当代艺术的意义危机，以及残暴的统治者曾经在现实中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维利里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当代艺术的革新的研究之上，他认为当代艺术的革新措施是一种恐怖主义的美学操作。反映到当代艺术的具体实践之中，这种恐怖主义的美学操作具体表现为：对悲悯情怀的调侃和抛弃，反文化(counter-culture)和反自然fcounter-nature)的艺术倾向。维利里奥称其为“冷血的艺术”。
维利里奥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了现代艺术的冷漠和无情。在工业社会起步之初，波德莱尔就曾声称“我是伤口和尖刀”，然而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种种现代主义艺术，从德国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意大利未来主义、到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却发展出一种反人道主义的残酷。他们不再关注“伤口”，只专于“尖刀”。比如：“使用手术刀的艺术家”奥斯卡·科柯施卡，比如达达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理查德宣称的“生活应该被破坏，残酷的程度还不够!”这些先锋艺术家，像许多政治鼓动者、宣传家和煽动者一样，一直以来都认为“恐怖主义”将很快会流行起来。因为没有能力策划真正的暴行，用炸弹杀死一个无辜的路人，所以二十世纪那些没有怜悯之心的艺术家，起而攻击象征性的符号和标志，他们把“怜悯”的艺术等同于“学院艺术”，对其进行大肆的攻击。比如法国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掀起的对于萨德的保卫运动，宣称要杀死电影，以及后来，情境主义者对于查理·卓别林的攻击，将其他看作是“一个感伤的骗子，苦难的策划者”。维利里奥认为，如果说古代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充满情感的，那么二十世纪的艺术变得“不再表达情感”，变得冷冰冰的，与恐怖主义和整体战争对人类文化的毁灭处于同一个时代，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兴起的“维也纳行动主义”和“虐杀电影”。进而到了二十世纪末，再现艺术终结，被一种反文化的、表现艺术所取代。它们展示的只是亵渎者和施虐者，以及傲慢的刽子手。
维利里奥尤其批评了德国“新媒介身体艺术家”甘特，海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的“尸展艺术”。甘特‘海根斯这位来自德国的解剖学家，发明了一种保存人类尸体的方法，像雕刻石像一样将这些处理后的干尸制作成各种人物造型。比如他模仿达利的画作“带抽屉的维纳斯”，让尸体扯开自己的皮肤，像炫耀战利品一样，展示自己的内脏。维利里奥将海根斯与纳粹时期的伊尔斯·科赫(Ilse Koch)，这位用人皮制作灯罩的冷血杀手对举，批判了其对于人类身体的亵渎，对死亡的藐视。这种冷血的艺术展示不像古埃及时法老木乃伊和肖像画那样，努力将逝者从死亡的无名中抓举出来，从而揭示出存在的本质，而是像柬埔寨Tuol Sleng纪念馆中的受难者照片一样，仅仅展示出死亡的外观(the look of death)，丝毫不具有崇高性。
维利里奥运用“去域化”(delocalization)一词，来表达他对当代艺术的批判。去域化指的是打破各种事物之间的界限，具体到艺术领域，也即是打破了身体和技术，人类知觉和技术手段之间的界限。维利里奥感叹艺术的“去域化”使得艺术突破了各种界限，以为艺术的自由表达为名走到了文化和自然的反面，形成了“反文化”和“反自然”的艺术趣味，这与通过改变人类基因而进行的“优生学”研究一样是令人不安的，“没有界限，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没有尊敬，没有敬畏，没有同情：仲裁者之死!”所以在艺术的“去域化”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再辖域化”，重新建立艺术的伦理学和美学边界。也许这就是维利里奥建立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意义之所在。
在维利里奥看来，现代和当代艺术，痴迷于形式上的解构，偏爱“表现”更甚于“再现”，已经变得对世界沉默无语，冷漠无情。维利里奥认为“当代艺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寻求脱离，换句话说，就是向概念性的消谴的转变”。艺术凭借着表现手段和表达媒介的革新，追逐与世界分离，不仅不能反映存在的伤痛(the pain 0f being)，反而打破了身体和艺术、感知与技术的界限，走向了“文化”和“自然”的反面，成为技术手段的同僚，丧失了作为一种批判性媒介的可能性。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评价各种新兴的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我们欢呼媒介技术革新带来的艺术多样化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艺术的局限和短视。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