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阶层关系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和基础，是决定该社会和谐的内在要素。而社会运动则是社会和谐的最重要的外在表征，它折射、冲击、调整社会阶层关系。转型期我国阶层及其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以阶层为基础的社会运动逐步凸显，面对当前各阶层社会距离日渐分离并拉大趋势，要建构一个健康的和谐社会，则要更加关注底层社会民生的改善，更要维护底层阶层的政治、法律等权利，促进社会流动，增加中产阶层，推进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为社会运动的良性化运行创造社会结构条件。同时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对待各种社会运动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与开拓的勇气兼收并蓄，吸纳各种社会运动的合理诉求，排除其不良成分，以一种制度化的手段逐步积累其进步成果则是促进社会阶层关系和谐的关键，进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转型期；和谐；阶层关系；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6-0067-05
一、引言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开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并且是决定该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而阶层关系则是利益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和基础。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制度的调整带来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并且由这种变化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从而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则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爆发，是一个社会结构中最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同时社会运动又重构、形塑新的阶层关系，从而进入新一轮的阶层与社会运动关系的循环。
普遍的观点认为，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往往产生于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阶段。一个国家的社会和谐状况与该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并且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通常，社会结构不稳定并延续时间过长的国家，其社会和谐的程度就相对较低，甚至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而在社会结构上能够尽快消除内在差异和对立的国家，其社会和谐就具有坚实的基础。这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看作是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现代社会，走出传统社会的衡量标志，甚至还把它视为社会持久向前发展的动力。目前泰国的局势则为这个理论观点做了强而有力的注脚：他信是泰国战后唯一一个干完4年任期的总理，在任内，他成立人民银行，扶持中小型企业；延缓农民偿债3年；建立“乡村百万铢发展基金”；实施“30铢医疗计划”；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村一产品计划”等。这些措施减轻了民众负担，改善了社会福利保障状况，使他信在占人口70％的中下阶层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和声望。而占人口约30％的社会中上层、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等，则对他信势力一味“讨好”基层选民、损害中上阶层的利益不满。在人数上，他们处于少数，因此在每次大选中均难撼动他信势力；但在经济上，他们控制的财富占该国经济的80％以上，在政治、经济和舆论上影响力更大，因此当他们“组织起来”，总能对以多数票当选的政府形成巨大冲击。于是相对于泰国政府的变动，反政府力量则不断更换，从黄衫军到红衫军运动，泰国社会也一直在各式社会运动中颠簸，受损失的则是泰国社会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发展。
因此追求阶层关系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准确把握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正确认识、调整和应对在阶层结构基础上的社会运动和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功中对阶层结构的折射和重塑，是造就现代和谐社会环境的重要条件。阶层关系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便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在这项研究中阶层是指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所产生的具体利益多样化和差异性的共同体。它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含义也有文化、政治、品味等的社会含义。而社会运动的概念在这项研究中是广义的，它有不同的存在形式：集体行动、狭义的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但出于我们研究的需要，我们把他们都称之为社会运动，因为一方面他们之间本身的内涵和界限并不是十分的清楚与一致，学界至今对他们的各自的内涵和界限还是有着诸多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具有诸多的共同点，无论学界对他们的内涵与界限有着如何的多样化和不一致，但基本都认可他们的集群性、对抗性与变动性。而这些共同点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加显得重要，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把他们都通称为社会运动，就是指在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一定对抗性的制度外的变动性的集群政治行为。
鉴于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我国转型期阶层关系和社会运动所展现的新特征还没有引起很好的关注，且大多从静态的结构关系状态去研究，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既要从动态的角度去研究阶层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努力一改以往在研究社会运动中一方面仅仅关注从阶级(阶层)到社会运动的单向模式，试图努力建立突出从社会运动到阶级(阶层)特征的双向研究模式；同时也努力部分地改变过分强调社会运动对社会建设消极作用的思维观念。
二、社会运动分析视角下的阶层(阶级)关系
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阶级与革命曾经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一般都认为革命是发轫于极端不合理的阶级关系。同时阶级研究也一直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也一直是西方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但总的说来形成了两个大的流派：一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运动观念，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阶级运动分析迄今为止仍是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业已成为一切关注政治的社会问题研究的基石和出发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阶级的存在势必意味着不平等的存在，也就必然存在矛盾、对立、冲突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产生的根源、阶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的最终消亡等方面对人类历史作了深刻剖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运动观。而另一流派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又主要以韦伯为首创者，马克斯·韦伯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阶级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生产资料所产生的生产关系不是经济分化的唯一原因，这种关系对于产生阶级的各种市场关系不起决定性作用；强调社会分层的多维性，提出了地位群体的观念，并将它与按经济划分的阶级的观念严格区别开来。因此在传统权威社会向法理权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地位群体的变化，从而导致冲突性社会运动的出现。而在两位经典社会学家的时代里，刚好是宏观的大型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这些源于阶级矛盾的社会运动冲击、调整了社会关系，并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深刻思考。
二战后，世界呈现两大主要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与分化，一方面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运动结果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做了重大的调整。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经济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工人
权利一定程度的制度性的法律保障，尤其是新兴的科技革命做大了整个社会可分的蛋糕，从而使得阶级矛盾有不同程度的缓和，阶级运动有让位于新型社会运动的倾向，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而引发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学术界开始讨论“阶级消亡”的话题，随之而起的就是西方发达社会的社会运动的去革命性化，为数众多的社会运动都在体制内进行，因此人们把西方社会甚至称之为“运动社会”，阶级运动有向阶层化演化的倾向，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的特征及其有关争论和思考。尤其是规模宏大的社会革命在稳定的资本主义时期则相对鲜见得多，而在局部范围内以阶层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则此起彼伏，社会运动也在与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对抗的条件下又逐步为资本主义政权所容忍并加以利用。很明显，西方的社会运动在体制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有效的成就，在基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使得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前得以预示或部分地宣泄，社会运动正逐步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阀”，成为推动资本主义改良以避免更大的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工具。
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无论社会运动的形式如何演化，都离不开阶级的基础。我们清楚的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基本矛盾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形式却做了有效地调整，其中最关键的是阶级结构形式的转换：一是由金字塔型的阶级结构向“纺锤型”的社会阶级结构转换，大量工人通过社会流动逐步成为社会中间阶层，并由反体制的力量逐步成为追求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主导力量，正是因为中产阶层的这一特性，使得很多国家甚至把培育和发展中产阶层作为国家的重大社会政策之一。也正是如此，中国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二是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多维化，尤其是新的生产力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去等级化的“网络社会”，则是阶级继续分化的基础，阶级逐渐分化为各个不同阶层，阶级界限仍然清楚的条件下，阶层的边界逐渐突出并凸显，因此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所呈现的新的特征，一般来说都认为与其阶级结构形式的转换相对应的。因此阶层关系与社会运动关系的演化又呈现出新的特征。
三、转型期我国阶层关系与社会运动的现状
在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内的阶级状况主流的观点都认为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另外也虚拟了一个资产阶级当权派，作为阶级斗争运动的对象。自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转型期，在转型期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的阶级、阶层本身及其关系开始向多元、复杂的方向发生转化：一是社会政策的转变，其中主要有80年代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90年代又向市场经济迈进，直到21世纪前十年市场经济的基本确立，与此伴随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巨大变革；二是巧合的是，与社会政策相伴随的是以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经历了农业手工劳动向机械工业化，再向信息网络社会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在根本上重构了中国转型期的阶层关系。
除了原有的两大主体阶级，一个阶层之外，一些新的阶层从它们之间生长，演变出来。原来的工人阶级分化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等；而农民阶级则分化出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等；还有外资企业及其中外合资企业等产生的新的职业阶层等，其中最显著的是：首先是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并以此为基础对原有社会阶层结构的进一步冲击。其次原来是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知识分子在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的前提下，本身也在分化之中，与一般普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社会距离有拉大的趋势。而同时原来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一部分则逐步由于种种原因比较大数目的成员沦为社会底层的弱势阶层。面对此种变化，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多元和分化，对中国阶层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个显学。几乎当前的国内的社会学的领军人物都对此都有研究，还引起了国外的关注。尽管他们各自依据与标准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它表明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日趋复杂。但本研究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将阶层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底层阶层，三大阶层彼此有不同的生活逻辑和利益追求。
随着新的阶层出现和旧阶层的分化，在转型期的中国，实际上也在由表面的阶层简单平等向复杂的纵向分离和横向分化加速演化，同时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是阶层的均衡与平等化趋向，二是阶层的分化和极化趋向。从目前的趋势采讲后者更加明显。一方面国家社会政策的转变在推动社会阶层平等的同时却存在制度的潜功能，使得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极化现象日趋明显，旧的社会均衡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平衡机制还在改革和探索之中，并至今还没形成。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机制发生局部异变，部分结构僵化，固化，定型的趋势日渐强势。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世袭机制有再形成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看到自90年代末以来在这三个阶层的交流机制局部地被堵塞，并在有意或者无意地拉开彼此的距离并形成各自相对分离的社会圈子：
精英阶层正在逐步建构成一个精英社会，并有可能形成一个学界日益关注的精英结盟的现象，著名学者孙立平先生认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即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知识精英等的联盟，由这个精英联盟组成的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有关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都可以看到他们日益扩大的影响。中产阶层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个市民社会，我们知道在一个纺锤型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占主体，由于中产阶层本身的政治、社会、文化品性，使得它追求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是社会活力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在中国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远未占社会主体，同时它还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后继乏力。由于社会流动机制局部僵化，许多底层社会的人士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中产阶层的阻力加大；二是受到上层精英的排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通过研究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在遭遇“精英陷阱”：这一群体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向上流动及发展的机会受阻，而且事实上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和权益也在近年来也开始受到上层精英的侵蚀。三是孤独的中产阶层还有可能沦落：“新中产阶层内部形成以权力为核心评价的金字塔型不平等结构”，很可能尚未发育成型
即遭遇“两极分化”。因此中产阶层在自身认同无法建构的同时它与社会期望的品性又有落差。李培林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向下偏移的现象，从而导致阶级的客观归属和主观认同不一致的现象。底层阶层也在形成一个底层社会，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底层社会被人为地遮盖，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推进，一些问题开始得到显现和突出：一是底层社会结构重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底层社会的主体相对封闭地共存于农村，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相对隔离开，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政策改革的推进，一些有较强社会排斥感的底层阶层开始在城市聚集；二是底层社会人数剧增，上世纪80年代末的企业破产，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下岗待业工人与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进城的农民工也一起构成了城市社会底层的中坚力量，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又使得底层社会负担加重，并且有使得更多的中产阶层沦入底层社会的风险。
尽管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有着不同的判断，有学者用“断裂”和“失衡”来描述它；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紧张”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难以消除。“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还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但是结构并不合理，存在着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基本都认可阶层结构隐含的不和谐的因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我们的研究看来，实际上转型期的中国阶层的极化趋向日渐明显，并因此拉开了各个阶层的距离和彼此的对立与冲突，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根源。社会运动的数量和形式都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对抗性的社会运动数量急速增加，新的抗拒形式不断出现，并有继续演化的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多、行为越发激烈等特点。学者胡鞍钢曾根据政府公开资料统计指出：“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但1997年后迅速加快，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而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实质上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中。
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群体性事件不仅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影响范围上逐步扩大，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的事件，并且开始发生连锁性的反应，越来越具有宏观性的社会运动的特征，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社会运动后面的阶层矛盾根源，已经到了必须要引起足够的警觉和重视的地步了。2006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专门加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内容。这是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首次将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中央决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运动所体现的社会警示意义就是必须从宏观政策上重构社会阶层关系，才可能实现科学发展，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事实上日益扩张的社会运动即是对部分失衡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反应，也部分地修正了失衡的社会结构，只是这种作用更多地以体制外的消极形式出现，且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结构化的制度累积其积极成果。
四、和谐阶层关系的建构路径
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实质是社会的一体两面，作为社会结构核心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静态的，而社会运动则是动态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运动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并决定其运行的轨迹。而社会运动则能折射、表达社会阶层的内部关系及其合理性，并能调整、冲击、甚至根本性地改变社会阶层结构。和谐社会建构的首要意义在于建构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而和谐社会阶层关系的建构离不开社会运动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目前我国的市场主导地位已经基本确立，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0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2010年建立的完善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人认为除了一些特殊的领域，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甚至在很多的领域市场的破坏性已经开始明显影响到其建设性，要建构和谐的阶层关系，对市场所奉行的效率原则进行局部地修正甚有必要了，针对市场原则所导致的阶层对立和分化，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家和政府责任：一方面更加关注底层社会民生的改善，也就是努力贯彻党的“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政策，防止两极分化和资源新的不均衡聚集。目前，经过近30年的储备，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条件，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则显得更加突出：要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就努力贯彻公平原则，在第二次分配的时候更是要发挥社会政策的杠杆作用，努力平衡社会差距，同时要努力构建第三次分配的体制和条件，大力倡导慈善社会理念。当然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了：分配原则已经调整为“在再分配当中更加注意社会公平”，国家在公共设施的投入，公共产品的供给等方面也开始向乡村等落后地区和弱势阶层倾斜。中央近期强调要建立完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的基本生活等，但深度和广度还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与此相应的具体的制度还处于匮乏状态，遑论更多的保护社会中下阶层的制度在具体的运行中出现的制度失效。另一方面应更加关注维护底层阶层的政治、法律等权利。基层民主，政务公开，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启动的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其他系列改革都是有益的尝试，但这些措施还缺乏系统性与规定性，很多都是在社会压力下的被逼的反应式变革，与转型期快速的社会发展变化需要的满足相去甚远。
以上的努力均在为社会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讲，促使社会运动成为良性的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社会革命，由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就要建立合理的阶层结构，实现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变。目前就是要大力增加中产阶层，一是要增加其收入，确保其能过上一个中产阶层的体面收入，虽然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但任何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都是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二是要维护其权利，保障中产阶层不至于沦落，同时又要建立使得众多的底层社会的人士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中上阶层的稳定有效机制。此中关键又是确保教育公平，“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是打破阶层世袭、实现底层上升的基本途径。因此这也是教育改革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原则和目标。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社会运动本身不仅仅是由阶级和阶层关系所决定，同时它也能塑造社会阶层及其关系。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和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都可以视为争取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广义“进步运动”。此后，欧美国家的中下阶层凭借自己在民主体制中的“多数优势”，逐步争取到了社会自由流动、教育普及、社会保障这些“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进步时代”，既是美国下层的社会运动(以工会运动、农民运动为代表)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国新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成形的时期。2008年的全国网民反对西方摸黑中国的“3·14”打砸抢运动，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运动，这些运动有典型的体制外特征，又与体制内力量合作，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的时期，它可为中国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运动中，各个阶层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互相宽容、合作与相互理解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对待各种社会运动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与开拓的勇气兼收并蓄，吸纳其合理诉求，排除其不良成分，并以一种制度化的手段逐步积累其进步成果则为和谐社会阶层关系的建构奠定坚实基础，同样也可以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经久不衰的动力源泉。